首页 »

食在古代,就安全了吗?

2019/10/21 16:13:06

食在古代,就安全了吗?

 

福喜事件一出,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引发热议,不少人又开始向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、没有中央厨房、现杀现吃的古代。问题是,古人真的如我们想象般,吃得又安全又美味吗?

 

古代最早对于食品安全的记载,可追溯到《礼记》:“五谷不时,果实未熟,不粥于市。”“禽兽鱼鳖不中杀,不粥于市。”(《礼记•王制第五》)也就是说,非时令的谷物和未成熟的果实,以及不在狩猎季节和范围的禽兽鱼鳖,均不得出售。

 

《周礼•天官冢宰》有更具体的“不可食”的标准:“牛夜鸣,则庮;羊泠毛而毳,膻;犬赤股而躁,臊;鸟皫色而沙鸣,狸;豕盲眡而交睫,腥;马黑脊而斑臂,蝼。”也就是说,夜里爱叫唤的牛、毛稀疏长不好的羊、后腿内侧无毛、跑不稳的狗、羽毛杂色无光、叫声嘶哑的鸟、眼朝上看、睫毛零乱的猪、背上有黑毛、前腿有杂色斑纹的马,它们的肉或腥或臊,不宜入口。

 

不过,无论是《礼记》还是《周礼》,它们探讨食品问题,并非出于科学角度,而更多的是对天子之礼、祖宗之法的尊崇。

 

与此同时,伟大的民间智慧,也会在时间长河中渐渐摸索出一套鉴别食物是否安全的方法。这其中,也有孔老夫子一份功。《论语》中提到:“食殪而餲,鱼馁而肉败,不食。色恶不食,臭恶不食。”可直译为“食物放久变味,鱼臭肉烂,不食用;颜色难看,不食用;气味难闻,不食用。”

 

东汉名医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·禽兽鱼虫禁忌并治》中,第22条医方大都是讲不可食或小心食的“毒肉”、“毒鱼”的鉴别手段。如“目测法”,“肉中有如朱点者,不可食之”,这类肉可能是疫病死去牲畜的肉;再如“比重法”,“肉落水浮者,不可食”,说明肉变质了;还有算不上医术的“调查法”,就是自己跑去搞清肉源,所谓“六畜自死,皆疫死,则有毒,不可食之”。

 

先秦时期,肉类属于少数人才可享用的食物,到汉代以后,肉类开始在市场流通,确保肉质安全的有关条文也逐渐成形。汉朝《二年律令》规定:“诸食脯肉,脯肉毒杀、伤、病人者,亟尽孰燔其余……当燔弗燔,及吏主者,皆坐脯肉赃,与盗同法。“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,应尽快焚毁,否则将按照处罚盗匪的方法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。盗法轻则鞭笞,重则可能伤残肢体,处罚不可谓不重。

 

唐代法令更加成熟完善,《唐律疏议•盗贼》:“脯肉有毒,曾经病人,有余者速焚之,违者杖九十;若故与人食并出卖,令人病者,徒一年,以故致死者绞;即人自食致死者,从过失杀人法。”卖肉吃坏了人,杖九十;吃死人,绞死;就算自己不知道别人拿去吃,吃死了,也是过失杀人。

 

到了宋代、明代,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,几乎一脉相承唐朝,有的处罚更严。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,从唐朝中后期到宋明两朝,“食品安全事故”屡见不鲜。其中一个客观原因,和唐末开始流行的笔记体著作有关,加之宋朝印刷术的发展,使得此类事件能够被记录并流传下来。

 
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曾“躺枪”。他被贬后身体不佳,医生让他吃茯神(即茯苓),柳宗元食用后病情反而加重,结果发现茯神居然是芋头假冒的。柳河东遂怒做《辩茯神文并序》,写道:“呜呼!物固多伪兮知者盖寡,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祸。”还好有了这篇文章,卖假茯神商贩最终被判刑一年。

 

到了宋代,奸商胆子更大了。杨亿在《杨文公谈苑》里记载,宋初一斤羊肉的价钱相当于四十斤猪肉。奸商就用廉价的猪肉冒充羊肉,选取猪肉里面较瘦的部分,用羊尿浸泡。因此杨亿告诫家人,不要去市场上买羊肉。如果想吃羊肉,专买活的,自己宰杀。想想今日路边烧烤用鸭肉和羊油压制出肉块,再用羊尿浸泡出膻味,可谓是师法前人。

 

宋徽宗时,有大臣上奏:“逐年秋夏之交,深僻溪涧往往有人卒暴死亡者,皆因取鱼之患,愚民采毒药置于水中,鱼食之而死,因得捕之,盖只知取鱼之利,而不知害人之命也!”把鱼毒死,再拿来出售,这黑心程度和现在的不法奸商有的一拼。

 

到了明朝,奸商甚至不再偷偷摸摸, “酒搀灰,鸡塞沙,鹅羊吹气,鱼肉贯水,织作刷油粉”等现象屡见于各类笔记中。

 

由此看来,古代的食品安全问题,并非如我们今人想象般美好。说到底,不管什么时代,商人逐利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,除了有系统全面的法律条文加以规范,更重要的是把监管落到实处,光靠商家自律,恐怕难以奏效。

 

今日我们读宋明笔记中相关记载,不免觉得匪夷所思;如果不想让一次次的“福喜事件”也成为子孙后代的笑料,那是时候“放大招”了。